序言


罗伯特·曼戈贝拉·安格尔 旨在打造一个“构
建性社会理论” 的研究计划是让人开心的。他坚
持“激进的民主建设策略”，但，他对这一定义
的使用方法比普通的使用方法更具广泛的包容性：“穆勒、赫尔岑、马
克思、普鲁东和弗吉尼亚·伍尔弗（Virginia Woolf) 等人，都是激进的民主建设
策略的主张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其中所强调的政治的自主性的看法，
对安格尔产生了肯定的影响。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不想将改造世界的理
想与决定论混为一谈。安格尔倡导“打破既定利益”（psentrenchment) 和“否
定能力”，但他又不是“解构”
学派，由于他的“构建性”理论觉得：大家对于存活其间的社会具备反抗、重新
构想和重建的自由，这种自由度本身是历史变数。安格尔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相反，
他倡导通过变革自由主义的传统规范体现来达成自由主义的最高愿望，在这个意义
上，他称我们的理论是“超自由主义的”（superliberal)。安格尔是如何进步出
如此十分出色的理论的呢？他的“构建性社会”理论的实质政策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不预备对这一“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挑战性的社会理论”进行全方位的评价，
而仅就安格尔理论中的要素做一介绍，祈藉此激起读者自己去研究安格尔理论的兴
趣。

人为社会

大家可以如此说：安格尔的理论是欲将“人为社会”（society as artifact")
的论点推向极至而做的努力。安格尔说：“社会是让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与其
说社会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表述，倒不如说社会是一件人工的制品。”
“人为社会”的看法起来自于欧洲启蒙运动。然而，它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却尚未
得到淋漓尽致的进步：大部分现代社会理论家想要打造一种与“人为社会”看法相
左的“历史科学”，这就妨碍了将“人为社会”这一理论推向极至。
这股反“人为社会”趋势，其思想根源的形成比较复杂，此处不欲做全方位的剖
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是在后基督教的情境下产生的。“
人为社会”理论至少暗示了：人类历史并不是是神的杰作，而是人可以依我们的意志
建造和重新建造的。在早期的现代社会思想中，大家也可以发现对人的能动用途多
有表述，霍布斯 的论点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觉得“自然权利”（
naturalright) 并不是从“自然法” 中获得。这样，现代的自然权利
和社会契约理论开始摒弃中世纪自然法定义中的神学内容，而试图去进步基于“人
为社会”这一看法的社会理论。维科（Vico）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觉得在“怀
疑的汪洋大海中，有一小块大家尽可以坚定地站立其上的陆地”，这一小块陆地就
是：这个市民社会的世界是由人类建造的。不过，现代社会思想却没能把“人为社
会”这一看法充分展开。究其缘由，有的人觉得是因为对基督教末世说的过度回话。
当现代思想抛弃基督教末世说之时，他们仍想去营建一种“哲学或历史学”，好像
他们期望证明：现代思想可以回答任何由基督教引发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
社会理论开始“重新占领”中世纪基督教之创造论和末世论曾拥有些领地。如此看
来，托克维尔觉得民主的没办法抗拒的进程乃是神的旨意的看法，就不止是一个简
单的暗喻了。
这种讲解是不是具备历史的真实性，尚待辨析，此不赘言。但，可以一定的是，
对“历史法则”的探讨已经将现代社会理论引入“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歧途。安
格尔以马克思为例来讲明“深层结构社会理论”，
但他也了解地表明：在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位经典思想家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韦
伯（MaxWeber) 身上也具备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点。
安格尔指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点，就是其三个可以反复的理论步骤:
第一，要在每个历史环境中分辨出结构性构架 和它所
决定并再生产的常规活动（routineactivities)；第二，将特殊境况下的结构性构
架，作为可重复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组织（如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讲明；第三是要诉
诸根深蒂固的约束和发展趋势，以此来建造那种可反复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构架的
“势必”系列。
安格尔揭示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现已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况。历史与现实的
实践经验显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已经愈加不可以履行对以上三个理论步骤的承诺
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对这种不可信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一个回话，它全盘
否定“结构性构架”和“常规活动”之间存在不同。但安格尔觉得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回话是不对的。因为不承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的区
别，社会科学家只不过在现存规范和想象的构架之内，去研究常规性的冲突与妥协。
只须结构性构架是稳定的，它对于常规活动的影响就或许会被忘记。对一个稳定的
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选举行为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例子。在这里，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家便忽略了关于现存规范和想象的基本构架本身的冲突。他们最后就视现存的结
构性构架为理所当然的，并以一个“袖手旁关的局内人”的见地来审视社会。因此，
一方面是自称将要成为“历史科学”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其次是非批判
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陷在这二者之中，现代社会理论“既部分地瓦解又部分地恢
复了自然主义对社会的讲解”。安格尔的理论工作，简言之，就是努力从“人为社
会”的看法出发来打造一个激进的反自然主义的、反势必主义的社会理论。在这个
意义上，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具备双重挑战性：既反经典社会理论中功能主义和决定
论的传统，亦反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

反结构至上主义和规范拜物教

安格尔不同意“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也不同意“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但他
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认可“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步骤，即对
“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加以不同。但，他反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
的另外两个理论步骤，即，反对将每个“结构性构架”均视为不可分割的和可重
复的种类，反对支配这类种类的“一般规律”的存在。这种有选择的认可，将安格
尔与那些彻头彻尾地同意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了，也将安
格尔与那些不承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存在不同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不同开
来。同时，这亦使他有别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学派中的一些虚无主义者1。
安格尔理论革新中最为独特的地方，是他深刻洞察了"结构性构架"可被修正 的程度。正如安得森 所指出的那样：“安
格尔的结构性构架被明确地用以替代马克思传统中的生产方法这个定义，生产方法
因其过于僵化和可重复性而被弃之不需要。结构性构架是规范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偶然
的相对稳定的复合体，在分配要紧资源时，它协调正常的期望与常规的冲突”2。
尽管大家不可以完全摆脱“结构性构架”的束缚，但大家却可以使之愈加开放地面对
挑战和修正。安格尔觉得，结构性构架“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是在历史中变
化的。比如，古印度的世袭等级、封建欧洲的庄园、当今的社会阶级及以后的“意
见的党派”（parties of opinion)，表现了这类“结构性构架”愈加开放（或
可称作“可塑性”）的特征。安格尔用“否定能力”这一定义来表达一种“结构
性构架”之开放及超越既得利益的程度。
著名诗人约翰·纪慈（JohnKeats）在1817 年12 月28 日的一封信中最早用
了“否定能力”这个词汇。安格尔概括并扩展了诗人用该词时的原意。它表示活
跃的人类意志及其－－通过在思想与行动中对“结构性构架”加以否定－－超越“
结构性构架”的能力。提升“否定能力”，意味着使规范的“结构性构架”愈加开
放地同意修正，藉此缩小结构与常规之间、革命与点滴改良之间、社会运动与规范
化之间的鸿沟。安格尔珍视对否定能力的强化，由于这种强化既是目的本身－－人
类自由幅度的扩大，又是作为达到其它目的的方法。安格尔强调：对“结构性构架”
的“否定能力”的提升，能够帮助物质文明进步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可能重叠。
因此，安格尔理论之独特，就是他对“结构性构架”的双向理解：既承认“
结构性构架”的弹性和力量，又不承认赋予它更高的必要性或权威性。他强调只有“
从不确定的角度去察看确定的事物”，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从他对结构至上
和规范至上主义者的批判中，大家能更了解地看到安格尔的理论立场。
安格尔觉得，结构至上主义者不承认大家可以改变“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此处
所讲的“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是指其可修正的程度。结构至上主义者仍旧坚持“
结构就是结构”的错误看法。一个结构至上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
相对主义者，他们舍弃了价值判断的常见标准。同时，结构至上主义者还可能是只
醉心于破坏所有的虚无主义者。然而，这两者的理论都是伪激进的，由于他们最后
都同意如此的论点：既然所有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构架或情境，那样大家所能做的
全部就是选择一种社会构架或情境，然后按其规则行事，而不应当去改变这一构架
或情境（context）固有些性质。安格尔的“结构性构架”可修正的看法，为解决
后现代主义转向守旧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渠道。当大家失去对绝对价值标准的信
赖时，大家不必向现存的规范的和想象的秩序妥协。大家仍旧可以努力营建愈加尊
重大家的精神特质－－超越“结构性构架”－－的“结构性构架”。
那样，怎么样来度量“结构性构架”的“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呢？这个程度取
决于“再产生结构”（structure-reproducing) 之常规活动与挑战结构之变革活
动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结构性构架”就越是开放和可被修正。这里，大家触
及了安格尔社会理论的重点。安格尔与大部分当代社会理论家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
学家之不同在于，他并没被那种欲在冲突的理念中打造“中立的”基本规范的想
法所困扰。在他看来，对中立性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妨碍了达成更为要紧的目的：制
度化的秩序应鼓励实验主义的能动性和真的多元化的经验。在人类的属性中，大家
没办法将那些永久性的常见的部分与那些随社会环境而变化的部分不同开来。将规范
化的秩序表述为一套可以在利益的冲突和对善的矛盾的构想中饰演中立角色的权利
体系是徒劳的3。要紧的是缩短对大家的规范安排“再生产”和“修正”之间的距
离。假如说批判结构至上主义从一个方向攻击现存的规范安排给大家的命的话，
批判规范拜物教则是从另一个方向来攻击安排给大家的命。安格尔觉得：规范拜
物教把在非常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具体规范安排与抽象定义（诸如民主政制和市场经济）
直接划等号。规范拜物教者可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将民主代议制、市场经济
如此的抽象定义与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偶然奏效的一套暂时的政治经济安排混为
一谈。规范拜物教者也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他们将这类相同的安排认定
为是迈向将来的必经阶段，而将来社会构架的内容既是先行决定的，又是不可以给予
可信性描述的。规范拜物教者还可能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或非常实干的政治家或
经营者，他们将现行的实践当做一个为了均衡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无争议的构架来接
受4。
被安格尔称作“神话般的民主的历史”是规范拜物教的典型例子。依据这一神
话般的历史看法：“现代政治经验持续的探索及许很多多的其他选择的失败，已经
证达成已形成的规范安排决不仅仅是侥幸而已”5。与这种“神话般的历史”相反，
安格尔说，大家应认识到当代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具体规范安排是多么的具备
偶然性。比如，18 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者试图赋予受过政治教育的及财政上靠谱
的贵族们以统治权，以保证他们执掌的政府可以应对暴民统治及政治家们煽动。
这一早期自由的立宪主义并不是通向民主政制的通衢大道。早期自由宪政主义的
遗产之一是，它将那种蓄意于政治缓冲、带有反民主偏向的权力分立，同持续性的
宪政与选举僵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早期宪政主义的一个特点。美国总统政制的
“制衡规范”，及将政治权力置于议会之内的政治集团建议一致的基础上的“议会
制”，都是这种遗产的表现。
相比之下，安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程式，这一程式加大了民主的实验主义
而与18 世纪的立宪主义划清了界限。这一新的程式还将强有力的平民原因与社会
广泛而多重的政治代议途径结合起来。事实上，两次大战期间（1918 －1939）的
“二元宪法”和1978 年葡萄牙革命宪法都暗示出立宪政制向民主实验主义愈加开
放的可能性。
规范拜物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被安格尔称为“私人权力的神话般的历史”。根
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现行的西方财产契约的立法系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
逻辑。与这一看法相反，安格尔坚持觉得市场经济并无固有些唯一的法律规范。现
行西方财产与契约法则的反常状况与趋势－－如“信任的利益”（reliance
interests) 就不是打造在契约各方充分的意志表达之上的－－已经显示出市场经
济的新型规范安排的原因。安格尔的建构性社会理论中有非常大的篇幅是剖析财产与
契约体系的革新的。他揭示出大家应怎么样通过在现行的权利体系内重新调整和扩展
反常趋势，以达到打造新体系的目的。
安格尔对“民主的神话般的历史”与“私有权的神话般的历史”的批判，只不过
他的“规范考古理论”的一个部分。他还就当代政府与劳工的一系列规范提出了另
一种更具可能性的“考古”看法。他也考查了前苏联和中国的规范形成史。在每一
个案例中，安格尔都“将大家所熟知的变为所陌生的”。由此，他揭示了这类规范
的产生和进步的偶然性，而只有当大家抱着“不真实的势必规律”的心态来回顾历史
时，这类规范才会看上去“自然”。
安格尔“规范考古理论”的主题是指出规范拜物教的谬误，即：现行的规范安
排，只不过一个更为广泛的可能性集合的子集。在论述“小产品生产”时，安格尔强
调如此一个事实：小规模的经济，相对平等的生产者，是通过将互相协作的组织和
独立的行动结合起来而操作的。一般激进主义者和守旧主义者都觉得“小产品生产”
注定是会失败的，由于在对技术活力至关要紧的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小产品生产
妨碍了经济规模。
安格尔却不如此看待“小产品生产”。他既不赞美也不否定小产品生产的不可以
与时俱进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他试图通过创建新的经济和政制规范来“营救”小
产品生产。比如，他觉得：大家是可以满足经济规模的需要的，只须大家可以找到
一个市场管理的办法以使对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共享变为可能，而同时不必分
配永久的、绝对的权力给其他人。这个办法就是安格尔的激进的民主建设策略中新
的财产权利体系，大家将在后面讨论。大家可以创建新的规范来赋予“自耕农民主”
（yeoman democracy) 之梦以新意，，使“小产品生产”向经济的与技术的进步和
民主的理想开放。确实，安格尔在对新形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中一个最吸引人的主
题，就是他在这类历史规范问题与当今一流的“后福特主义”之间所打造的联系。
这里再一次，安格尔帮助大家认识到了传承下来的规范安排并没反映“人类历史
的自然法则”。假如大家想，大家就能改变它们。

今日的行动纲领

安格尔对结构至上主义和规范拜物教的批判与他的行动纲领有紧密联系。一根
强有力的纽带存在于安格尔“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讲解部分和行动纲领部分之间。
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社会理论重新阐释和汇总了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企图。具
体作法是，摆脱自由派和左派关于实质规范安排的毫无道理的限定性假设的桎梏，
重新理解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经济积累的社会控制等实质规范安排所可以和
应该具备的形式。
当今的世界迫切地需要安格尔的行动纲领。伪科学的关于规范收敛（
convergence）的理论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理论界的推崇。这种收敛论觉得，世界市
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正在集聚到一套最好的规范－－北大西洋已经建成的民主政经
体制。这种论点标榜“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这种论点有时也被称
为“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规范拜物教”。比如，一方面，收敛论者
夸耀美国、德国和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间的差异正在消退；但其次，他们
却不愿承认或认可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差异。
在其最为抽象的和常见的形式中，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强调通过财
政收入支出平衡来达到正统的宏观经济稳定，而财政收入支出平衡的获得是通过遏制公共支
出而不是提升税收来达到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自由化，而这种自由化的获得是通过
自由贸易（指产品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来达成的；新自由主义还倡导
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既被非常狭窄地理解为政府从生产过程中的撤出，又被很普通化
地理解为是对西方标准的私法的照搬；而其“社会安全互联网”则被用以抵消其正统
纲领之不平等社会后果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主要论点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与经典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保险方
案的合流。这一事实了解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已经长久地丢失了其自己激进
的激励人心之处。社会民主的策略没能向现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的具体制
度安排进行挑战和改革，仅仅只不过寻求缓和结构的分裂和等级规范所导致的社会后
果。守旧的社会民主主义保护在资本集中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动阶层的相对优越的
地位，但这是以无组织的“第二经济”中的一大量“局外人”为代价的。假如说局
内人与局外人的分化，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民主政体很难应对的问题，那样对于象巴
西、墨西哥如此的国家来讲，同样的难点及其后果就会变得更可怕的多。补偿性的
社会政策依旧不可以缓解很大的基于经济发达部门与经济落后部门间断层的不平等。
因为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流，安格尔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行动纲领，
也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它谋求克服富国和穷国中都存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二
元化，使得资本配置愈加开放和多元，并且通过打造可以支持反复的结构改革实践
的政治规范，。导致经济和政治的二元化的重要原因，是现时提供给局内人所有些
特权。不论在发达部门中与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对立有多大，但他们有着不与在无组
织状况中的局外人推荐利益的一同需要。
今天，守旧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与工业改革经营计划相对照来概念自己。这一
新工业改革经营计划，期望加大资本流动的自由而又鼓励工厂中的协作。它诉诸劳
动阶层分化的办法来处置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守旧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保有就业权
之类的方法来控制资本的过分流动。另外，他们还想在生产企业内部加强对利益相
关者（指工人、买家、地方社区及股东们）的承认。然而，其结果却是加剧了僵
局与冲突的病态进步，并强化局内人与局外人业已存在的断层。
安格尔经济重建策略的核心即在于：试图通过扩大单个“工人－公民”的资源
和能力来代替对保有就业权的需要，并以彻底的多样化分散的途径提供生产机会，
藉此代替守旧社会民主主义的利益有关者模式。这个策略中的第一条倡导，需要每
个人皆可获得的来自社会继承下来的财产的“社会分红”；第二条倡导，需要对传
统的私有财产财产权利束加以分解加以分解，并对其进行再组合和再配置。这两条
倡导都需要从有益于加速民主政治过程及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规范和实践中汲取营
养和补充。自由的立宪主义对前者（指民主政制）的设计是不充分的；同样，大家
所熟悉的契约法与公司法对后者（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规范及实践）的设计也是不
充分的。
现代法律剖析中将财产讲解为“一束权利”，安格尔充分一定这一剖析的民主
化潜力。他建议拆解传统的财产权并赋予其所有成员不同类型的权力。这类传统所
有者的继承人包含公司、工人、国家与地方政府、中间组织及社会投资资金。安格
尔反对将传统的私人所有简单地反转为国家所有和劳动者集体所有，由于如此的简
单反转只是对所有者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没改变“统一财产”的性质（即财产权
利束未分解）。他倡导一种三层结构的财产权利束安排，即（1）：由国家民主政
府打造的中央资本基金，用以最后裁决对经济积聚的社会控制；（2）多种投资资
金，由政府和中央资本基金所设立，在角逐的基础上分配资本；（3）由劳动者、
工程技术职员和企业家组成的资本同意用户群体。这个策略既是对经济增长条件
的构想，又是对经济增长可与民主的实验主义相调和的构想。在如此一种构想中，
物质进步的中心议题是协作与革新的关系问题。两者互相需要但又互相威协，大家
的任务就是要降低协作与革新之间的干扰。
大家既能够从激进左派人士的传统立场，又可以从自由主义的传统立场去评价
安格尔的“财产权利束分解”的理论。以激进民主主义视线出发，安格尔的策略是
与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有关的。普鲁东是将财产视为“一束权力”的先驱，
他的经典论著《财产是什么？》对“统一财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安格尔策略中有关经济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普鲁东、拉塞尔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综合。从普鲁东和拉塞尔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中，安
格尔吸收了经济的分散多样化对经济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要紧看法；从马克思
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安格尔认识到了小产品生产自己的两难困境
和不稳定性。这一认识促进安格尔改变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国家政治的起源已
久的憎恶。他进步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多元协作的看法，并把这个看法与尽快打开政
府各部门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升并保持规范化的政治动员水平、加深并普及公
民社会自我组织独立性的改革联系起来。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看，安格尔的策略代表着对经济分散多样化和个人自由的
进一步进步。在当今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分散多元和改革已经
成为保护资本投资利益和发达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牺牲品。安格尔策略，比现在新自
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真实地维持了自由主义那种分散的协作与改革的精神。
传统的，在规范上守旧的自由主义把完全统一的财产权当做所有其它权利的典范。
安格尔则以在不相同种类型的权利拥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财产束的各种成分如此一种构想，
既摒弃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安格尔觉得左派应当重新解释而不是完全遗弃关
于权利的语言。他超越了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与自由主义的传统，打造了包
括豁免权、市场权、否定既得利益权和团结权这4 种权力的新的法学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就能理解为何安格尔有时将它策略说成是“超自由主
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了。读过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传》一书的读
者是会发现“超自由主义”－－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老一套的形式而达成自由主义
的理想－－与穆勒的精神危机后的新思想，颇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累
积的广泛规范改革来保持民主实验主义的生命力，而今日的规范上守旧的自由主义
则满足于再分配税收。安格尔迫使大家正视这两种自由主义间的差异。
由此，大家可以将安格尔的这种行动纲领视为对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
的综合。这一综合至少在三方与将来民主建设有关：
第一，这一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的综合，孕育出了一项
称为“民主实验主义”的计划6。这个计划需要扩大自由主义者、左派及现代派艺
术追随者的范围，从而代表了一种代替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政治
的选择。在冷战后的年代，安格尔这一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前景，并有力地将大家从
历史已经终结如此的沮丧中拯救出来。
第二，这一综合有益于富国和贫国的左翼重新进行社会变革的方案考虑。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所面临的一个难点，是体力工人阶级从未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这
样一个历史事实。害怕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只常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
和农民离别，且使“中产阶级”转向右派。安格尔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综合，或许会被证明为是激进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扩大网盟
的有力的动员武器。
第三，这一综合赋予“人为社会”以新的涵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欲将
“杂乱的经验”理论化的努力。他试图鼓励实质的和情感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多元化，
突破传统上与不同国家、阶层、团体和社会角色结合在一块的人类交往形式。通过
这种世界范围的重新组合和改革，大家拓宽了对可能性的认知，而这个扩大了认知
力又能够帮助维持“民主实验主义”的活力。如此，安格尔的规范策略连同他对个人
交往方法变革的认识，得以互相加大。
本书选自安格尔三卷本的《政治学，在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工作》。本书第一
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一卷。第二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二和第三卷，讲解“结构
性构架”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并讲解大家的集体的生产或摧毁能力的发
展。本书第三部分是从《政治学》第二卷中选取的最能代表安格尔重建经济与政治
规范策略的资料。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来自《政治学》第一和第二卷，以体现安格尔
的规范纲领和“文化革命”的个人纲领是怎么样互相加大的。
在数位安格尔著作的评论家里，罗蒂（RichardRorty）特别强调安格尔是一位
巴西公民这个事实。罗蒂说：“请记住：尽管安格尔在北美努力工作了多年，改变
了很多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很多律师的自我评判，但他的心却在异地他乡。对安格
尔来讲，北美任何一个富有些民主国家皆非他的家园，而是他积累经验教训、汲取
借鉴和鼓励的地方。”这番评论，不禁令我回想起韦伯的话：对很多具备决定意义
的文化收获来讲，其想法总是来自此一文明的边缘。
安格尔在描述1985 年的巴西时如此说道：“不确定性是所有生活状况的公分
母……这类不确定性既可被当成变革的机会，也可被视为让人迷惑的混乱”。大体
上，我目前对中国的怎么看，就好象安格尔对巴西的怎么看。安得森（Perry Anderson）
把安格尔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哲学家，将要成为第一世界的察看家和预言家”
，这种怎么看是不是正确呢？今天，向愈加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主义前进这一期待，在
非常大程度上可能是是如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如此一些还可以有所选择的边
缘国家的。大家都生活在如此一个年代：一个社会生活每个层面民主变革的伟大时
机与讲解世界的思想贫乏共存的年代。正是在这么一种渴求、冲突、期望的背景下，
三年前我首次读了安格尔的著作，从中得到强烈的启发，好像这是一本专门写给
我的书。目前，我期望这本选自安格尔《政治学》的书也能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


注

1 在讨论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ps) 与安格尔的时候，罗蒂（Richard
Rorty）非常不错地抓住了安格尔的理论地方。他说：“卡斯特洛狄斯与安格尔都想
研究而不是破坏现时的大家已有所理解的那些定义，尽管他们不对他们存活其间的
这个历史的世界给出最后的判断”见Richard.Rorty 的《安格尔、卡斯特洛狄斯与
国家将来之罗曼斯》，引自Robin.W.Lovin 与Michael.J.Perry 主编的《批判与建
设：罗伯特·安格尔“政治学”讨论论文集》，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 波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罗伯特·安格尔与加大民主的政治学》
，见其《A Zone of Engagement》，伦敦、纽约出版，Verso，1992 年版，第135
页。

3 Geoffrey.Hawthorn 在对Rawls （罗尔斯）,Habermas （哈伯玛斯）及安格
尔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罗尔斯和哈伯马斯对中立性的研究让人担心。参见Geoffrey
Hawthorn 的《实践理性与社会民主：对安格尔的“激情”与“政治学”两书的思
考》，见Lovin 与Perry 编辑的《批判与建设》。
4 见罗伯特·曼格贝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其形势与任务》，剑桥：剑桥
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0 －201 页。

5 参见罗伯特·曼格贝拉·安格尔的《错误的势必性：激进民主主义反势必主
义的社会理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1 页。

6 安格尔马上出版的著作：《民主的实验主义》（伦敦、纽约：Verso，1998
年）详尽地进步了他的行动纲领构想，并与当代的问题与机会联系起来。